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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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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一

中国监狱制度

中国的监狱制度

1994年12月2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同日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监狱制度揭开了新的篇章。

(一)监狱的主管机关

监狱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司法部设监狱管理局,作为司法部管理全国监狱的职能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厅(局)主管本行政区域所辖范围内的监狱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狱管理局在当地司法厅(局)的领导下具体管理辖区内的监狱工作。

我国监狱的设置主要包括两种:

1、监狱是关押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犯的场所。监狱可以分设男犯监狱和女犯监狱,女犯监狱应当由女性监狱人民警察直接进行管理。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及刑期长短,监狱还可分为重犯监狱和轻犯监狱。

2、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关押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未成年犯的场所。由于其关押的对象主要是不满18周岁的犯罪人,因此,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可以称作未成年犯监狱或少年监狱。我国对未成年人一贯给予特殊的保护,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同样如此。未成年犯管教所采用与其关押对象相适应的管教原则及方法。

(二)监狱的设置及其机构人员

监狱法规定,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这样有助于根据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来使监狱的设置布局合理,同时也有助于确保刑罚统一、有效、正确的贯彻执行。

各监狱设监狱长1人,副监狱长若干人,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和配备其他监狱管理人员。工作机构除一般包括行政机构和生产经营机构外,还设狱政、生活卫生、教育等机构。

监狱法规定,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一规定明确了监狱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监狱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与公安、交通等警察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监狱的财政体制

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经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监狱依法使用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监狱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四)监狱工作的基本原则

《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惩罚和改造相结合。

监狱执行刑罚,首先是对犯罪分子实施惩罚。惩罚是刑罚的固有属性,没有惩罚,就难以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改恶从善。惩罚与改造相比,惩罚重在强制,改造重在转化。惩罚是手段,改造是目的。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把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也是我国刑罚的根本性质所在。监狱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是把惩罚与改造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有明确的目的性,即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2、教育和劳动相结合。

为了有效地改造罪犯,还必须在执行刑罚中坚持贯彻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教育是指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是指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必须把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五)刑罚的执行

刑罚的执行是指刑罚执行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执行范围将审判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付诸实施的活动。我国监狱的刑罚执行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1、收监,是指监狱按照法定程序将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收押入监的活动。收监意味着刑罚执行的开始,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执行。

羁押罪犯的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应当将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人民法院在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时,应当同时送达必备的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和结案登记表。监狱在罪犯被交付执行时,如果没有收到上述法律文书,不得收监。上述文件不齐全或者记载有误的,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补充或者作出更正;对其中可能导致错误收监的,不予收监。

对收监的罪犯应当进行必要的身体、人身及所携带物品的检查。身体检查时发现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罪犯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不收监,但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不在此列。监狱应当将身体检查的结果告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决定符合暂不收监条件的罪犯是否准予监外执行。在对罪犯进行人身和所携带物品的检查时,查收的违禁物品应予没收,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其家属。女犯应当由女性人民警察进行人身和物品检查。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

罪犯收监后,监狱应通知罪犯家属,通知书应当自收监之日起五日内发出。

2、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监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材料,应当及时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不得扣压。为方便罪犯申请,监狱应当设立犯人申诉箱,

并指定专人开箱处理,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

罪犯有权对监狱人民警察以及其他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提出控告或检举。监狱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应当按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予以处理。不属于监狱管辖范围的,应当及时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属于监狱管辖范围的,监狱应当及时处理。

3、监外执行

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暂予变更刑罚执行场所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监外执行有两种情况:一是判决宣告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罪犯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由人民法院决定的监外执行。二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因下述情况而由刑罚执行机关决定的监外执行: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患有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疗无效;年龄在60岁以上,身体有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身体残废,失去劳动能力。刑罚执行机关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属于人民法院决定的监外执行,如果原判刑期尚未执行完毕,应当由公安机关送交监狱办理收监手续后继续执行刑罚;属于监狱决定监外执行,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监狱收监;刑期届满的,由原关押监狱办理释放手续。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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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监狱罪犯人权现状及趋势

一国监狱内服刑罪犯人权的保障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普通公民人权保障状况的一个反射。[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监狱就是黑暗、腐败、残酷、肮脏的代名词,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小说戏曲中,监狱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罪犯是罪恶的化身,维护罪犯权利是痴人说梦,封建社会的悯囚恤狱政策只是封建王权一时的恩赐,罪犯没有应当享有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罪犯权利维护的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毛泽东在1959年8月10日《接见某国家议院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对依法办的人,在法律范围之内,不能象过去反动统治一样,将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置于死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是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尽管他犯了罪,但法办以后还要改造他”。毛泽东在1960年10月22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为新中国监狱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现在的监企不分的体制就是依据这一指示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在1956年7月15日的《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劳改工作的方针,第一是改造,第二是生产。刘少奇在1956年初听取罗瑞卿同志汇报劳改工作时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初期罪犯的权利保障状况并不理想,出现了由于超强体力劳动而导致罪犯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

罪犯权利保障的春天真正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初,特别是1992年8月《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的发表以及1994年12月29日《中许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罪犯权利的保障有了质的飞跃。《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将罪犯的权利列为十三种,有学者将罪犯的权利总结为七大类十九种。[②]前司法部副部长张秀夫在其主编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讲话》一书中将罪犯权利总结为五大类二十种。[③]虽然官方和学者对罪犯权利的具体归类不同,但内容上几乎没有差异,笔者只就其中最为重要的基本生活权、健康权、人格、名誉权、申诉、控告、检举权、减刑、假释权、教育权、劳动权、政治权进行简要介绍和探讨。

一、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现状

(一)基本生活权已得到充分保障

旧时代的监狱之所以可怕,原因之一就是罪犯吃不饱,“馋监饿劳”的说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还存在。现在我国监狱对罪犯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了充分保障,对罪犯的饮食,基本达到了使罪犯吃饱、吃熟、吃热、吃得卫生的标准。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差异,规定统一的饮食费用标准可能会影响一些地区罪犯的基本生活,监狱法第五十条规定:“罪犯的生活标准按实物量计算,由国家规定。”也就是说,国家只规定每名罪犯一定时期内最低需要的主食和副食的数量以及热卡数,不具体规定以人民币表示的生活费用的多少,由各地区根据当地生活标准进行确定。我们鲁南监狱地处农村,现在国家财政每月每名罪犯拨付的伙食费用是130元,不包括监舍、被服及其他费用,我们监狱还要每月再补贴一些费用以提高罪犯的伙食标准,罪犯每月的伙食费用要达到150元左右,这和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持平,并已超出当地农村的平均水平。1995年以前,我们监狱对罪犯的主食还有数量限制,但也基本能够满足罪犯的需要,1995年以后,对主食的供应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可以拿多少,“打劳改”吃不饱的现象彻底被杜绝。另外罪犯每月还有12元的被服费和6元的零星费用。国家作过一次统计,1990年,罪犯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消耗粮食22.75公斤,蔬菜20至25公斤和相当数量的猪、牛、羊肉食及鱼、禽、蛋、豆等副食。罪犯每人每天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为2952千卡。全国不同地区的罪犯平均生活费650元左右,接近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标准。[④]以上只是1990年的一次统计结果,现在一定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虽然现在没有全国具体的统计数据,仍可以肯定地说,罪犯的平均生活费用已经接近或超过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标准了。对罪犯居住的监舍,监狱法也有明确的要求,监狱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罪犯居住的监舍应当坚固、通风、透光、清洁、保暖。”现在绝大多数监狱达到了这一要求。根据有关规定,罪犯的被服每年统一发放两次,完全达到了御寒遮体的要求。

(二)罪犯健康权的保障已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古代,罪犯在监狱内因饥寒、病而死称为“瘐死”,罪犯瘐死的现象在旧时代的监狱中较为普遍,建国初期,也发生过罪犯瘐死的现象。由于对罪犯人权的重视及医疗卫生条件、经济条件的发展,罪犯瘐死的现象早已被杜绝。我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当前我国监狱系统已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体系,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根椐1992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监狱系统已有各类卫生机构2944个,罪犯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3.54,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14.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⑤]根据《中国罪犯人权研究》199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监狱系统有卫生机构4163个,其中医疗机构3384个,共有床位35676张,犯人床位20172张,占总床位数的56.54%.每千人口医院床位12.37张(全国每千人口医院床位2.41张)。有专业卫生人员38502人,全系统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11.38人,医生4.65人,护师、士3.10人(全国分别为3.58人、1.60人、0.93人)。监狱定期为罪犯检查,一般是一年一次,罪犯生病能够得到及时诊治。1994年,平均每一罪犯就诊8.73次,罪犯平均每万人口入院人数为618.75人(我国居民分别为1.9次,423.2人)。由此可见,罪犯的医疗保健水平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是得到充分保障的。[⑥]我们鲁南监狱现在每名罪犯的医疗费用是每月9元钱,由于大部分罪犯很长时间不看一次病,从总体上讲医疗费用能够满足罪犯看病需要。但是,

当严重病情较多出现以及安排病犯到专业性强的社会医院就诊时,一名病犯就会用掉几千或者几万元,几百名甚至几千名罪犯的医疗费用就会被一人花光,按月拨付的医疗费用就会捉襟见肘,监狱就会想方设法从其他费用中拨一些钱为罪犯看病,总之,当罪犯出现急性严重病情时,都能够得到及时救治。我曾经几次带病犯到社会医院就诊,费用很高,但监狱总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安排管理人员陪护,改善病犯饮食,积极配合医生为病犯治疗,在某程度上,对服刑罪犯医疗保障权的维护比社会普通公民要好。

(三) 人格、名誉权的保障比以往有了大大提高

长期以来,对罪犯人格、名誉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打骂、侮辱罪犯,监狱法第七条、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殴打、体罚、虐待、侮辱罪犯,现在打骂体罚侮辱罪犯的现象已基本绝迹,这是罪犯人权保障进程中的巨大进步。监狱法颁布之前,打骂体罚罪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个别监狱中,甚至还比较普遍。当时政策和法律也是禁止打骂体罚罪犯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打几下,骂两句是应当的,有同志开玩笑说,既然要象父母对孩子一样对待罪犯,打几下更是应当的,哪有父母不打孩子的?有同志甚至认为,敢打犯人是工作作风硬朗的表现。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方面思想的影响。这就像一种风气和时尚,在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甚至是美的、酷的,并且值得效仿。我们监狱这种风气的转折点发生在1992年,一名管理人员指使几名犯人将一名罪犯殴打致死,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这件事在全监狱引起巨大震动,风气随之有了较大转变,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对严禁殴打体罚侮辱罪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广大管理人员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1998年我们监狱对几名殴打侮辱罪犯的干警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一名同志因为侮辱罪犯被要求当众向罪犯赔礼道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刺动了管理人员的原有管理思维。在宣传教育与严厉处罚的双重作用下,广大管理人员由被动到主动,由主动到自觉,殴打体罚侮辱罪犯的现象到现在基本被杜绝。我相信我们监狱应该是中国监狱的一个窗口,每一个监狱在

同殴打体罚罪犯的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推动保障人权的事业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共同存在的。

现在,直接殴打侮辱体罚罪犯的现象已基本看不到了,但变相侵犯罪犯相关权利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表现为,一是超时超强度劳动,在季节性农业生产和重工业劳动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个别管理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对罪犯权利的侵害,如不按照规定安排罪犯与其亲属会见,不及时检查、传递罪犯的往来信件、邮包。

(四) 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权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

申诉、控告、检举权是三种不同的权利,申诉是认为针对自己的判决、裁定有错误而请求有关部门给予处理的活动;控告是对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请求有关部门予以处理的活动;检举是对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请求有关部门予以处理的活动。我国监狱法第三章第二节对如何保障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权进行了详细规定„„[⑦]总体上讲,对这三种权利的保障比以往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三种权利性质不同,对它们的保障程度存在差异。对于检举权的保障较为充分,监狱经常在罪犯中开展坦白检举活动,对检举的材料一般能够及时处理或转递。对于申诉和控告权,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保障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于申诉权,由于申诉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一旦启动再审程序,就会触动多方面的利益。一名罪犯最终被送进监狱服刑,案件要由多名司法人员承办,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几道法定程序,有的还要经过一审二审两道审判程序)。大家知道,一个错误的判决裁定要被纠正,首先要认定该判决裁定是错误的,而判决裁定一旦被认定为错误,各种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就会使原来承办此案的众多公、检、法部门的人员受到影响,特别是可能影响到许多人的政治前途,因此对各个部门来讲,没有哪一个愿主动纠正错误,除非象王树斌、佘祥林案那样实在“捂”不住的案子,才有翻案的可能。在我参加工作十年来所管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三

我对监狱民警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我对监狱民警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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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狱历经数十载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在管理教育罪犯方面取得了不朽的业绩。伴随着行刑理念和当代监狱工作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听到了呼唤改革的声音,改革才能发展,改革才能跨越,建设人性化监狱正是现在监狱的迫切工作。监狱人民警察是罪犯的管理者,是监狱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是做好监狱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警察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监狱管理水平和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没有一支文化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要创新教育改造手段,实现重朔新人目的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要实现监狱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更是不可能的。对当前监狱干警在执法上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笔者就其倾吐拙见。

一、?监狱民警目前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干警对本身的职业认识不够。由于工作岗位特殊,上班期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干警心理上普遍存在问题,对职业风险的认识不够,只看到职业风险的突发性,却不能看到职业风险的可控性,只看到风险的客观性却不能看到主体性因素。监狱人民警察长期在特殊的环境中工作,对公务员尤其是监狱民警的性质没有充分的认识,加上干警应当享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不能从优待警,所以抱怨声特别的大,工作上自然也就受到很大影响。

2、干警对工作岗位及性质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监狱的工作重心就是管理好罪犯,使罪犯认罪服法,通过劳动教育改造等方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让罪犯能够重获新生,所以,监狱的生产职能、教育职能、监管职能都是为了这个中心工作而努力的,而有的干警却对此认识不够,导致职权不分等不良后果。例如:监狱之所以在机构设置上分机关科室与监管监区,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而一些监狱机关科室干警与监区监管干警对工作岗位及性质理解上存在偏差,科室成了监督机关,监管监区干警成了被监督人员。监区干警工作上稍有出错,就有可能被扣分或其他处罚,干警之间在协作方面存在着问题,使得监区干警不担心罪犯反而担心科室干部来监区找麻烦的负面影响。再举过例子:有个别中队领导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权力,甚至一手遮天,不依法办事,依职权办事。有的连自己做的工作也不做了,不值班,不带人接见,不带人看病,干脆全部交给分队长来做,可想而知,这样干工作的后果是什么。

3、监狱存在警力分布不合理的现象。有的监狱一个管教干警要带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罪犯,一线干警可谓身单力薄,工作辛苦,待遇极低,干警也感觉这个监狱人民警察职位类别是公务员中最没有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领导认为只要把罪犯管好别出事就行。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监狱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警在机关科室,而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干警在一线直接管理罪犯,一线干警要值夜班,一上班就是连续48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在监狱里工作,使得有“罪犯被判有期徒刑,而监狱民警却是被判无期徒刑”的说法。一线干警休息时间少,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精神压力大与一些科室干警上班晚,下班早相比,一线干警的抱怨声会更大些。当然,这归根到底就是干警待遇低,地位不高,警力分布不合理等原因引起的。

4、干警责任心下降。在监狱重使用人才,轻培养人才严重,关系复杂,人才标准模糊,激励措施较少等突出问题使得很多干警没有心思干工作是很正常的,大都秉承着“要在自己班上不出事就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管则不管的这种思想来干工作。也就是这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理念,加上干警对人性化管理罪犯的错误理解,使得罪犯更是胆大妄为。由于《监狱法》中没有过多关于罪犯处罚的规定,当前干警对不遵守监规纪律的罪犯除了谈话、

批评、扣改造分外,最严历的就是关禁闭,有些罪犯违规或不参加劳动甚至当面辱骂干警,有的罪犯还故意寻衅滋事,公然叫嚣,我就要让你脱警服,对此罪犯除了送去关禁闭外就束手无策了,干警只能忍气吞声。所以,很多干警怕承担责任,怕丢面子,责任心固然就下降了。

5、干警执法中缺乏默契。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班时间长,条件艰苦,上班期间基本上就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坐到下班,下班后大都想好好休息,导致干警之间沟通缺乏,就算是和自己一个分监区的干警,由于不是同时上下班,加上“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太重,干警协作上就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有的连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做好,把责任推给下一班的值班干警,长此以往,导致恶性循环。特别是在管理罪犯方面,罪犯只认自己直管干警的,别的干警是不屑一顾,如别的干警管理教育他,他就敢和你顶撞,就敢放肆叫嚣,你又管不了我,等我出去搞死你这类的话也说得出,干警被顶罪犯顶撞之后也只能忍气吞声,使得工作很难开展。

6、工作效率低下。监狱工作是一种不同于社会其他工作,因为管的是人,是活生生的人。为此,各级领导对此都很头痛,只有制定一些制度来确保监狱安全与稳定,我们不难发现监狱发展了这么多年,有很多制度值得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有的制度却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工作需要了,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影响干警执法效率,导致工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

二、我对上述几个突出问题的构想。

1、干警的思想觉悟必须要提高。首先要认识到监狱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的职责是什么?监狱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必须要围绕这个中主而开展工作,而不是耍威风,玩权力,要知道监狱工作只有分工上的不同,岗位的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重朔新人才是监狱的目的。监管罪犯、教育罪犯、改造罪犯才是监狱的主要工作。全体干警思想觉悟要提高才能适应新形式、新理念下的监狱发展。基层党员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在各种方面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既然我们选择在监狱工作,我们干警更多的是要有奉献精神,因为公务员就是一个义务先于权利,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职业,尤其是监狱人民警察更是规范优先于自由的职业。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服务社会的职业,我们更多的就不是抱怨,而是努力地干好本职工作。

2、增强基层干警的警力,从优待警。保障一线干警的警力,为了更好地管教好罪犯,实行一对一的管教当然是最好的,但监狱不可能有那么多干警,但我们精减机关科室干警下一线,这决对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加上要了解一线干警管教罪犯,就必须自己亲自去管教才会更有体会,所以干警到一线既可以更加了解管理罪犯的难处,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干好监狱的每一项工作。避免目前一些干警一点管教经验都没有,反而在监管监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还要求强制执行。基层干警增加了,更加有利于监管安全,这样才能让干警切身体会到管理罪犯的复杂性,也是培养干部的一条必经之路。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从优待警,提高干警的待遇和干警的地位将是让干警发挥能动性的主要方面,这样将激励干警更好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3、齐抓共管,勤勉工作。人民警察队伍建设不是某一个干警的事,而是需要全体干警共同努力,在监狱工作,首先要摒弃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要扬弃那种“只要自己班上不出事就ok”的工作理念。我们要大但管理罪犯,监狱各级领导要极力支持一线干警的工作,使一线干警有信心去管理教育罪犯,而不是一点灵活性都没有的指挥。只有先有这种理念,监狱人民警察的觉悟才能整体上有所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也只有勤勉工作,尽职尽责,才能在罪犯及其家属民乃至社会公众中树立一个良好的人民警察队伍形象。说到齐抓共管,

我不得不说要对这四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能一味的认为是大家一起管所有的罪犯,而是应该有所侧重的。我们都知道,教书育人要因才施教,教育罪犯要因人而异。对于管教罪犯,我们不能采用同一的方式方法来管理,要因人而异,每一名罪犯都有自己的个性,只有它的直管警官才对他更了解一些,所以遇到有罪犯违规违纪时,首先干警要大胆地管理,敢制止违纪现象,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比如我们的内管干警发现有有罪犯不按规定排队就餐等违纪行为时,就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他的直管干警,交给他们来处理。

4、干警之间要多学习、多沟通、多合作。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需要全体人民警察共同努力,由于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干警感觉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大都是想什么时候涨工资,其他的我看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加上监狱所在地方一般信息来源较少,加上上班期间不准看书看报等制度的制约,干警平时交流上可没有什么高雅的地方,这也是导致人们对干警素质的质疑的主要方面。干警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塑造新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就是为了能更好执法,挽救那些误入歧途的罪犯。干警加强交流与合作,更是为了能顺利开展工作的纽带。所以,监狱领导应当在这个方面下下功夫,不能让干警个搞个的,单干决对不是警察干工作的风格。我建议:(1)监狱可以组织干警写管教心得,由宣传科将其整理发放给干警,让干警能够从中学习更多好的管理方法与技巧。(2)监狱可以定期举办交流会,让干警们能够畅所欲言,交流经验,因为管理罪犯闭门造车,将会无法面对现代监狱新的工作理念,更是不能满足管理当代罪犯的要求。(3)废除那些不合理的文件,让干警心理上有所放松,也许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4)监狱可以设置意见建议信箱,让基层的声音很快能反映出来,以便于更好的解决一些隐藏的问题。(5)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让干警执法积极性能活跃起来。

5、工作效率必须要提高。只有工作效率提高,才能适应监狱当前的形势,如果办什么事程序都复杂,可能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比如罪犯亲情会餐,程序之繁杂让人头痛;再比如罪犯严重违规违纪要送去关禁闭,由于程序太复杂导致一些干部不嫌麻烦而让罪犯逍遥法外。虽然我们要追求程序正当与实体正义,但我认为那些迟来的正义并非正义。所以,我建议在注重调查研究实体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程序的正当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将是最好的方法。

三、对监狱体制改革的期待。

人民警察队伍是一个集合体,是监狱发展的脊梁。在“教育改造是手段,重朔新人是目的,安全稳定是前提,思维创新是生命”的监狱工作理念下,人民警察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监管改造安全,也更加符合新时期朔造新人的要求。在监狱体制改革大力推行的今天,我们全体干警只有共同努力,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向世人展示监狱人民警察的英姿,一定能给监狱的发展再添亮彩,对完善监狱制度,对打造平安监狱,对促进监狱工作实践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四

中国监狱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弊端

中国监狱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弊端

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监狱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另人瞩目的进步。然而,由于观念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的监狱管理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

(一)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

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改生产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远地区,监狱一律由省级政府直属管理,实行条条管理。这种做法在当时对于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实现社会稳定和对反革命分子的有效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事异时移,当年有效的制度在今天却严重制约了监狱管理的发展。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监狱布局不合理,且基本独立于地方社会,许多监狱形成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监狱办企业,监狱办社会,社会负担很重。

中国监狱企业设立的出众同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实现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但是,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由于监狱经费保障体制不顺,“生产经营几乎成了与罪犯改造并重的监狱工作任务,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狱经费的主要保障与来源” 。 在1994年《监狱法》颁布之后,虽然监狱警察的“皇粮”和囚犯的“囚粮”逐步由国家拨给,但是目前监狱建设发展的大量经费、监狱的管理教育经费、监管设施经费、工人工资、狱警工资的不足部分、罪犯生活费的缺额、监狱全部社会服务支出等仍由监狱企业负担。

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在设计之初,设计者对它的期望是带来改造和生产的相互促进,实现社会效益与改造效益的双丰收。然而,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带来的是监狱工作的复杂和艰难。监企社合一使得生产经营活动过多的挤占了有限的刑罚资源,牵扯了太多的人员与精力,造成监狱警察角色的矛盾与错位,更严重的是,政府把企业作为监狱经费的主要来源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可靠的保障。“当一个监狱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时,社会不能指望它高质量的完成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的重任。”

(二)改造罪犯方式、手段落后

监狱管理制度始终都要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保证犯罪改造的质量。但仅有这个美好的愿望还不够,良好的改造质量需要先进合理的改造方式作保证。我国监狱目前的改造方式和手段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落后的改造手段不能保证理想的改造质量。

改造方式和手段落后的第一个表现是片面强调自由刑的运用,非监禁刑的运用很少。自由刑代替肉刑、生命刑是人类刑罚史的巨大进步,目前自由刑仍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刑罚种类。

但是,自由刑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在前文中已有论述。目前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限制自由刑的适用。限制自由刑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判决是就从源头上减少自由刑的判罚;另一个是对罪犯实施非监禁处遇,即以社会化的行刑措施替代自由刑。目前,社区矫正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以2000年的数据统计,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抵,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58% 。而我国,由于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人们对犯罪和罪犯的看法往往披上了一层妖魔化色彩,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认为只有把犯罪分子紧紧地关到暗无天日的监狱(监狱也随之被妖魔化了)才足以改造犯罪分子。因此罪犯大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被严格限制在监狱那几乎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内进行“劳动改造”。

在这种封闭保守的“围墙”意识束缚下,监狱管理普遍的形成一种狭隘、封闭保守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据资料统计,目前中国有700多所监狱,大约47%地处县城甚至乡镇以下的行政区域,70%以上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的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对罪犯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填鸭式”思想教育和高强度的劳动实现。这种形式的改造其效果非常不理想。④

改造方式和手段落后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监狱管理中片面强调安全。我国目前的监狱管理工作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只要监狱里不出什么乱子,没有犯人越狱,监狱工作就做好了,就达到目的了。不可否认,安全是监狱工作是监狱管理中的首要问题,强调安全并没有错,但是,对犯人的矫正(改造)是监狱的首要职能,要正确认识安全和改造两者之间的关系:安全是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改造反过来也会影响安全,改造效果好可以消除监狱中的危险因素,营造安全的监管环境,安全和改造之间本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追本溯源,完成对犯人的矫正才是监狱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如果片面强调安全问题而忽略罪犯矫正,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正如美国的尤金·米勒教授所指出的:“把安全防范放在首位肯定是没有错的,但当安全防范措施变成一种实质上排斥着监狱管理的其他方面的主要作用时,这座监狱与其说是一种矫正机构,还不如说是一种关人的仓库。”

(三)分级分类体制的不完善

对犯人的分级分类是监狱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只有对入狱的犯人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真正体现刑罚个别化思想,才能有效地实施现代监狱制度中的最重要的制度——累进处遇制。监狱管理中的分级分类工作可以分为静态分类和动态分类两种,前者是指依照一定标准在入狱时对犯人的分类,后者是指在改造过程中根据犯人的改造表现对其进行的经常性的再分类。

在静态分类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监狱将罪犯分为财产型、暴力型、淫欲型和其他类型,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以下问题:{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1)分类标准不统一。例如财产型和淫欲型是以犯罪侵害的客体特征为标准,而暴力型则是以犯罪手段的特征为标准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犯罪行为可划入多个类型的情况。如强奸罪既依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特征而归入淫欲型,也可因犯罪手段的特征而归为暴力型。

2)分类标准不科学。目前运用的分类标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来确定的,然而实践中犯罪行为纷繁芜杂,现行分类标准很难体现这些差别。

3)分类标准的选择定位不准。传统的罪犯分类从犯罪学和刑罚学的角度出发,是以研究犯罪现象为着眼点的,罪犯以群体的形式成为其研究对象;而监狱对罪犯的分类管理则应从监狱学的角度出发,以改造罪犯为着眼点,以罪犯个体做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刑罚个别化。 中国监狱管理的分类分级体系不完善的另一个表现是只注意静态分类而忽视动态分类。如前文所述,这种动态分类是累进处遇制的实践基础,对累进处遇制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分级分类的缺失阻碍了我国监狱管理制度的先进化。{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四)监狱财政保障不足,罪犯劳动的经济化

罪犯劳动的经济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监狱生产的经济化,指的是监狱企业生产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悖离监狱企业生产服务于罪犯改造这一宗旨。

监狱企业生产的经济化是我国监企社合一的多元化体制的直接后果。在监企社合一的多元体制下,监狱经费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负担又重,生存压力很大,监狱企业的收入是监狱开支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下,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犯人进行生产,追求企业经济利益,努力实现企业营利,而改造罪犯这一监狱理应的唯一职能却被淡忘。 劳动,在监狱改造制度设计之初,是作为改造罪犯的手段,罪犯在监狱中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出狱之后更好的融入社会。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是监狱被迫把罪犯劳动、监狱企业生产作为经济手段,监狱管理人员和犯人每天都被迫为生产营利以保障监狱生存而疲于奔命,又怎么能要求监狱保证改造质量呢?目前中国监狱管理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一些改革。

三、全球化过程中改革中国监狱管理制度的构想

积极参与全球化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一起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新起点。而全球化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这往往会是一个困难甚至痛

苦的过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早已习惯了的各种观念、政策、体制和做法,借鉴其他国家相应的较我们先进的观念、制度,通过理念的嬗变带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而能够有效地、从容的参与全球化这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监狱制度是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国家刑罚权的顺利实现和刑罚目的的真正达到都有赖于科学、合理、先进的监狱制度的建立。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比较统一的反映世界刑罚文明发展方向的刑罚观念和监狱制度 ,另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刑罚观念和监狱制度。何去何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这个行动本身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怎样通过监狱管理理念的嬗变来推动监狱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经过当代外国先进监狱制度的介绍和我国目前监狱管理制度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初步的探索:

(一)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

监企社合一是我国目前监狱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弊端。监狱与监狱企业、监狱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已经合体共生了几十年,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使得这一问题的改革和调整更显棘手。监企社合一的多元体制,监狱职能多元化的弊端在前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改革是必然的,关键是怎样改。治病讲究的是对症下药,同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的现状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首先,没有树立罪犯改造是现代监狱的唯一职能这一观念。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确立的原因是人们期望实现“改造与生产互相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从这个“善良”的愿望中可以看出来,人们认为监狱的职能不仅包括罪犯改造,还应包括生产创收,监狱除了要追求社会效益,还要追求经济效益。指导思想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制度设计的偏差。

其次,监狱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综观西方各国的监狱制度,虽然各国基本上都非常关注监狱生产,但监狱所需经费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拨款,监狱生产的目的仅限于使犯人出监后能更好的适应社会。从英国的监狱企业公司(Prison Enterprises)到西班牙的“监狱劳动和服务组织机构”(OATPP)都强调监狱企业的非营利性,其全部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拨给。 在我国,虽然1994《监狱法》颁布实施后,狱警的“皇粮”和囚犯的“”囚粮逐步由国家提供,但是监狱建设发展的大量经费、监狱的管理教育经费、监管设施经费、工人工资、狱警工资的不足部分、罪犯生活费的缺额、监狱全部社会服务支出等仍由监狱企业负担 。监狱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只能把抓生产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没有精力和兴趣专心于罪犯改造。这是我国目前仍维持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实现监狱职能的单一化,笔者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1)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罪犯改造是监狱的唯一职能的观念,坚决摒弃“改造与生产互相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这种看似“善良”但却非常有害的观念。

2)保证监狱有充足、可靠的经费保障。监狱所需经费应全部由政府拨款,强调监狱企业生产的非营利性。监狱企业组织犯人生产的目的限于有利于犯人释放后的再社会化,而不应是为监狱创收。

(二)行刑社会化的推行

行刑社会化是当代西方刑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改造罪犯,并保证和巩固行刑效果。从具体制度来看,最能体现行刑社会化思想的是开放式处遇制度。

中国监狱目前普遍存在改造方式、手段单一、落后的问题,片面强调自由刑的运用,以致于“监狱化”问题很严重,犯人出监后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现代刑罚的社会再适应功能在我国没有很好的体现。为此,在我国的监狱管理中应大力推行行刑社会化思想,明确监狱不应是隔离于大社会的“小社会”,而应与社会紧密联系。在具体制度上,一方面,借鉴英国做法,宜将自由刑分为社区刑罚和监禁刑罚两大类,在刑种建构中注意保留被判刑人与社会的联系。监禁刑罚的目的不应再以隔离罪犯于社会为能事,而是努力维护犯人与社会的联系,积极促进犯人重返社会。另一方面,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劳动赔偿”的方法,即让犯人无偿为社会服务一定时间,以此来替代部分自由刑。并可尝试引进“家庭监狱”制度,对一些轻犯不关进监狱,而是让其在家里服刑。

总之, 行刑社会化的推行就是要求监禁刑的适当减少 ,给更多的犯人以非监禁处遇,通过开放式处遇制度,使犯人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避免“监狱化”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三)建立科学的分类分级体系

我国目前监狱管理中的分类分级体系存在诸多弊端,这在前一部分中已有论述,针对这些弊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改进静态分类制度。现行的静态分类制度(即入监时的分类)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不科学等问题,监狱管理者应对有不同人格倾向的罪犯的作案动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以罪犯的犯罪动机为标准进行静态分类,真正实现行刑个别化的分类目的。

第二,确立动态分类体系。动态分类,即犯人入监后在改造过程中根据其其改造表现的好坏对其进行的持续的再分类。这种分类是实行现代监狱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累进处遇制的基础性环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⑤ 设立了台阶式的处遇级差后,就可以根据犯人改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五

中国监狱的发展走向

中国监狱的发展走向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法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超常规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犯罪率和犯罪的规模持续上升,监狱的押犯数量增加了1倍以上,[1]而新增设的监狱却屈指可数,监狱暴满,犯人越来越拥挤,“超押率”不断上升;[2]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监狱经济和监狱企业日益艰难,陷入极度困境;[3]国家财政困难,监狱经费严重不足,监管设施陈旧、简陋,监狱警察经费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半年、一年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为了弥补监狱经费的巨大缺口,监狱不得不牺牲自己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在越陷越深的市场经济大海中挣扎;犯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加大,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趋于恶化,监狱的执法和改造工作受到极大干扰,监管安全形势严峻;监狱封闭落后,监狱警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重新犯罪率持续上升,居高不下

中国监狱向何处去?!中国监狱未来发展的出路何在?!中国监狱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性发展。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监狱事业的人,都会怀着历史的负重感、紧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共同面临的。同时,这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整体的文明与进步来讲,也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简单地讲,没有中国监狱制度的文明与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整体的文明与现代化。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监狱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总体进步的要求还存在着若干不相适应甚至是相对滞后的情形,时代已经刻不容缓地向我们提出了监狱改革发展的主题。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大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4]尽管中国监狱发展未来之路的设计与论述,远非一篇文章之廖数千言,甚至一个课题、一部著作之几十万言所能事,但理性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严肃地开始这种探索却是必需的和迫切的。

二、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

对于中国监狱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思考,当然不可能脱离监狱这一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现实条件。我们认为,就新中国的监狱而言,对其未来战略发展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新中国50多年监狱工作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发展。

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特定历史使监狱制度经历了一条蜿蜒崎曲的路程,传统观念、社会心理和现实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则使其无从建构起自己的统一或者一致的价值理念体系。监狱的文明、进步、民主与法治等等与我国及国际相关领域的相互交流和促进,都受到了高墙电网的极大阻隔。新中国监狱的战略发展势必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与发展。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监狱50多年的建设发展至今并没有走上一条战略发展的道路而不论对这条道路本身的评判如何。

毫无疑问,中国监狱事业的发展如同中国社会的其它事业的发展一样,已经迈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关口。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监狱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制定和实施中国监狱发展的未来之路呢?我们认为,新中国监狱建设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会给我们提供若干宝贵的启示。不仅如此,新中国监狱工作50多年的发展历程,还为中国监狱发展的未来之路提供了一种质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影响甚至决定着监狱发展的方向和轨迹。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具有一般的历史继承性的意义。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面深刻地揭示这50多年蕴含的某种内在特质,那么监狱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就会失去其最为重要的根本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至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

这50多年的积累,如何作出某种选择,则属于第二个层次的要求,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

新中国监狱的建设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中国社会处于新旧政权交替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的。因此,除了遵循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外,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它不可能具有监狱自身战略发展的意义。事实就是这样。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监狱在中国社会的“运动”中,由于它的传统的封闭,应当说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也只能是充当“二线队员”的角色。其中变化的主线是,监狱始终紧紧围绕政治、为政治服务,其专政工具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应当说,监狱的这一角色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监狱不仅完成了社会赋予它的职能,而且得到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从建国初期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的创立,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非常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在一般的和常态的意义上,中国监狱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都是历史的和特定条件的,其普适性是有局限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深刻变革,其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中国监狱也进行了若干改革和探索,其中不乏有益的和大胆的。首先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思想解放在监狱的成果反映之一,监狱系统提出了关于专政和对待犯人的教育、感化、挽救问题,即当时所谓的“三个象”、“六个字”问题,[5]到80年代中期曾一度被部分地理解为新的监狱工作方针。与之相适应,80年代开始,中国监狱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监狱办特殊学校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运动,并进行了比较持久创办省级、部级优秀特殊学校活动。同时,在行刑方面,努力探索建立有利犯人改造的激励机制,实行了“百分考核”、“双百分考核”和“以分计奖,以分析刑”考核奖惩办法,还提出了附一定条件尝试允许犯人在监同居的问题。在教育的社会化方面,提出了“三个延伸”,即改造罪犯工作“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并出现了“结帮教对子”、“签帮教协议”等多种延伸形式,在一段时间内搞得有声有色甚至是轰轰烈烈。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对监狱工作实行全面的规范化管理,并以部长令的形式下达了有关规范和指令,与之配套实施的是监管改造的“三分”(分押、分管、分教)工作。[6]在监狱工作的“生产线”上则提出了“监狱分离、双轨运行”,并反复地进行了试点,企图找到适合的能够推而广之的办法,与“三分”和“双轨运行”相衔接的便是现在仍然正在实行中的“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与司法公正、警务公开、审判公开、行政公开等要求相对应,监狱系统也推行了“狱务公开”活动,接受犯人和社会对依法行刑、依法治监、依法治警的监督。贯穿上述种种变化始终的,还有至今仍然十分突出的三条“主线”,这就是监狱经济和生产问题、监狱经费问题和监狱管理的法治化问题。这三条“主线”也是困扰中国监狱发展多年,并且今后一个时期还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前述监狱工作的各项发展和变化关系密切的是监狱工作队伍的素质问题。自1979年由公安部管理监狱工作时在保定设置了“两劳”干部培训干校,后又升为干部培训的“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现名为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至今中国没有培养监狱系统人才的普通本科高校和专业。此外,还有在监狱管理体制转化和国家人事、干部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并一直存在着的监狱警察经费和待遇问题。监狱警察居然在国家公务员之外,不能保证足额的经费和公务员待遇,不论其原因和依据如何,都是耐人寻味的。

应当说,中国监狱领域20多年来一直处于大密度和高频率的变化之中,并且这些具体的措施本身往往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必要性。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改革和探索究竟有多少取得了成功,哪些是方向性的,其目标又是什么等等,人们究竟落实了多少,总结了多少,做了这些想干什么、要干什么,还要怎样做等等,都发人深思。客观地讲,这些变化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趋势的影响,但从其具体地产生和实施上看,其决策是否存在“因人”、“即时”、“随意”和“零散”等问题,十分值得探讨。因为,第一,从这些变化的

内容看,人们难以由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建立起一定的思想、价值和措施体系;第二,从这些措施实施的实践过程看,我们也难以发现究竟哪些是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和需要完善的,哪些又是错误的、不可行的或者被抛弃的,就客观而言,它们大都遭受了相同或者类似的“过眼烟云”的命运,处于夭折或半夭折状态;第三,从这些变化之间的关系看,人们很难从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目标或者方向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们不能告诉人们“中国监狱要向何处去”、“要干什么”和“怎么干”;第四,从实践效果看,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中国监狱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发展既没有建立起一定的基础,更没有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甚至是连对其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和困难都缺乏科学、系统和深刻的认识与揭示。

一句话,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监狱工作,没有建立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它所经历的是一种缺乏发展战略意识的发展。当然,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的改革,为监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实践上的宝贵经验和坚实基础。

我们无意对中国监狱的发展进行功过是非的议论和评判,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作为今天我们在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双重催促下,郑重提出和系统研究中国监狱发展的未来之路的客观依据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断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10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和讨论解决的基本问题,都不是发生在如何办好监狱的层面上,而是属于如何把我们的监狱办成真正的、合于现代社会精神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需要的监狱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中国监狱发展的未来之路已经到了非下大气力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不可的时候了。

三、中国监狱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分析

监狱素有“小社会”之称,是社会的缩影,中国监狱未来发展战略的确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的认识和研究是一项全新的理论和实践尝试,它不仅为当今中国监狱发展所亟需,更需要人们从问题意识出发,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科学的和批判的精神,通过艰辛的努力,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

(一)关于分析的方法论

我们认为,从方法论上讲,中国监狱未来发展战略的确立必须以发展战略科学的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律为指导,遵循发展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它的全局性和长远性。概括地讲,发展战略就是对事物全局和未来的规划与谋略。在当今社会经济瞬息万变的快速发展中,没有全局的和长远的规划是不可想象的。发展就意味着变化和进步,是事物运动本质的体现和要求。发展战略的建立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即战略目标服务的,这一目标是发展战略实施所要达到的应然状态,也是发展战略的方向。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需要从问题意识出发,所谓问题就是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之间的差距。因此,问题意识也就意味着发展、创新和批判。同时,作为事物的全局和长远规划的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中国监狱发展战略既是对全国监狱系统未来一定时期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又是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监狱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条件的制约和刑罚、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势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的环境条件和未来因素,它们作用于监狱而又是监狱所不能完全控制的,既影响监狱发展战略系统的功能行为,又可以成为监狱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

(二)关于分析的认识论

从认识论上看,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当坚持联系的和历史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国际性、全球性趋向的日益明显和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力度的加大,中国监狱的发展还必须与刑罚、刑法和行刑发展进步的国际趋势协调一致,无视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不明智的,与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人类的和社会总体的高度来看待监狱问题,那么,监狱发展战略的研究便只能是“井底之蛙”,“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战略可言。因此,中国监狱的未来发展必须植根于历史规律和社会文化,必须与中国社会犯罪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犯人情况的变化相适应,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政策特别是刑事政策对监狱发展的影响、制约和指导作用。同时,还需要把监狱的实践状况特别是监狱的行刑效果作为制定和完善的客观依据之一。

(三)内在规律和客观条件

第一、要从监狱自身内在发展的特质,从监狱发展的历史规律特别是中国监狱发展的历史走向出发,在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大背景中,联系分析中国监狱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影响因素。新中国监狱50多年的发展已经说明,尽管我们是在一种全新的制度下建立和经营一种全新的监狱,但是,历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监狱自身所具有的稳定不变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发展规律,也规制着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一内在特质就是:受刑人的身心痛苦始终存在于刑罚之中,并控制在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上。在监狱行刑制度发展的过程中,用法律规范监狱的运作是历史的普遍选择,自由刑与劳役因素的结合则是历史的共同趋势,刑罚的谦抑反映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刑狱强度的自觉控制。而中国近代监狱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构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决策者对政治民主和法治国家的认同与否,是支撑监狱变革深入进行,决定监狱改革现实命运的两个基点和最为关键的因素。更确切地说,国家政治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推动监狱文明的动力泉源。在法文化层面上,也会对中国监狱的未来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是政治而不是法治对社会命运起决定作用,这使人们相信权力比法律更为有力和可靠,法律意识虚无,造成社会公众对国家法治进程的漠不关心,整个社会普遍地存在着权力本位的观念,这进一步影响到监狱法制化的现实进程。但是法文化的传统并非不可突破和一成不变的,当封闭僵化的社会形态得以改变时,民主与法治的气息必然会带入时代生活,人们对法律虚无文化传统的流弊必然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就目前而言,大部分人一方面在生活中屈从于这一传统,另一方面又期待它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消减传统法意识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中国监狱的改革和发展还必然受到刑罚和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势的影响。刑罚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生命刑、身体刑到流放刑直到当今以自由刑为主的发展形态,刑罚的实际效益日益受到重视,因而行刑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在刑罚机制乃至国家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刑罚发展日趋科学、民主、人道、平缓和谦抑的普遍规律与趋势,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惩罚犯罪和人权保护成为刑法的两大基本机能,非犯罪化、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共同趋向。与之相适应,开放处遇、短期监禁刑的替代、减刑和假释的大量适用等行刑社会化的措施被广泛运用,为提高刑罚效益和实现法制的统一,行刑教育化、个别化、一体化和少年行刑司法的专门化等也都表现出生机和活力。

第三、犯罪和罪犯情况的变化是监狱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客观依据,而新中国监狱工作的客观实际则是其基本的实践条件。毫无疑问,包括监狱在内的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是为国家有效地治理犯罪服务的。犯罪是一种恶害,它应当受到正义和法律的惩罚。同时,犯罪又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文明社会的一种不幸,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必然付出的一种代价。“犯罪和现行的阶级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7]即产生于现实社会本身。因此,犯罪应当得到其同类——人类的救济和帮助,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要求我们“善待”犯罪。监狱是国家和社会犯罪治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以犯人为核心的,犯人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意义上,应当说监狱是为犯人服务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犯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犯罪率、犯罪总量都将继续增长;财产类、“经济型”犯罪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其中权力腐败型的贪污、受贿犯罪、职务犯罪等,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仍将高居不下,一些新型的犯罪将产生

或增多;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反社会”性犯罪可能增多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变化必然在监狱发展战略中反映出来:监狱押犯增多,决定了监狱的数量、布局和规模,也决定着监狱警察的数量,以及国家需要对监狱财政拨付的力度、数量和方式等;犯人的构成影响和决定了监狱的类型、行刑模式和教育改造的内容及方式等;犯人的犯罪及刑罚情况直接决定了监狱类型的划分、处遇方式的选择和管理形式的变化、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组合;犯人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影响和制约着监狱工作的重心和策略,从生活、管理、教育、劳动、学习和文体活动,到监狱的生活卫生和人权保障,从监狱的物质设施,到监狱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至刑满释放后的社会安置、帮教,还有监狱警察的素质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第四、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还需有必要的环境和条件,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普遍发展之外,国家刑罚权分配的合理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对监狱的战略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只有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下,监狱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才是可能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行刑一体化的体系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刑罚是国家基于统治权依法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刑事惩罚的权力,刑罚与犯罪具有对应关系,是国家、社会通过法律对犯罪的正式反应。这里,社会、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关联。一方面,社会为了确保对犯罪人及其行为进行有效的防卫,把兑现刑罚的职能交给了国家司法部门,进而决定了刑罚权的结构形式。另一方面,为避免由此带来的更大风险,它把制刑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并通过法律形式,对刑罚权的其他重要部分进行配置、规范和制约,这就产生了相应的刑事法体系。关于刑罚权的合理分配,刑事法的整体构建,显然不是中国监狱战略设计可以匡定的内容,但刑事法治具体环境的营造,对监狱的文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刑罚权的完整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表现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等权能活动形式。[8]其中行刑权是国家司法部门对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权力,它是刑罚权最终实现的权力形式。在我国,基于刑种的不同,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机关和法院执行部门。由于刑罚执行处于整个刑罚运行过程的后期阶段,刑事法不仅在行刑内容和程序设计等方面会对行刑机制产生影响,它在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认定上是否系统完善、各种刑事程序的设计是否合理,也都直接关系到行刑制度运行的成败。从刑罚权的合理分配和科学运行来看,“行刑一体化”是监狱发展战略必要的刑事法制环境。所谓行刑一体化,首先就是实现对包括监狱执行徒刑在内的、具有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活动和关系的法律调整的统一,即进行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建立起以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刑事执行法为支柱和框架,相互配套、衔接和平行的刑事法律体系。在实现国家对刑事执行统一的法律调整的基础上,优化行刑权配置,改革和完善刑事司法体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司法组织体系,即实现刑事执行司法活动的一体化,在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行刑机关间,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科学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刑事执行的统一,进而也才能实现国家刑事法制的统一,使行刑机关取得完整的国家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地位,确保行刑机关能够准确有效地执行刑罚,提高刑罚效益,实现刑罚惩罚、改造罪犯,控制和减少犯罪的目的。[9]

第五、新中国50多年监狱工作的实践基础是监狱发展战略的现实条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劳动改造为特征的新中国监狱制度和工作开始至今一直经历着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充满了坎坷。虽然,中国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战略发展的根本意义上讲,监狱工作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艰难却更为突出和严峻。国家财政的困难,使我们的监狱承负繁重的办社会和办企业的经济任务,不得不违背监狱的性质和规律,以市场主体参与经济竞争,这严重地干扰了监狱刑罚执行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的实现,“生产第一”、“效益第一”甚至“安全第一”干扰着监狱工作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在中国社会法治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虽然监狱法治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明显地滞后于社会法治的总体水平,

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篇六

全国监狱名录

全国监狱名录

1、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司法部燕城监狱

2、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北京市监狱 北京市第二监狱 北京市女子监狱

北京市延庆监狱 北京市良乡监狱 清河监管分局

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外地罪犯遣送处

3、山西省监狱管理局

山西省晋中监狱 山西省汾阳监狱 山西省临汾监狱

山西省女子监狱 山西省晋城监狱 山西省霍州监狱 山西省阳泉第一监狱 山西省阳泉第二监狱{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山西省太原第一监狱 山西省太原第二监狱 山西省太原第三监狱

山西省原平监狱 山西省潞城监狱 山西省平遥监狱

山西省忻州监狱 山西省长治监狱 山西省曲沃监狱

山西省大同监狱 山西省永济监狱 山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中国监狱对犯人常见宣传语录}.

4、河北省监狱管理局

河北省保定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监狱 河北省深州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

河北省承德监狱 河北省冀东监狱

河北省隆尧监狱 河北省获鹿监狱 河北省邢台监狱

河北省唐山监狱 河北省太行监狱 河北省沙河监狱

河北省沽源监狱 河北定州监狱 河北省涿鹿监狱

河北省大名监狱 河北省漳河监狱 河北省衡水监狱

河北省冀中监狱 河北省宣化监狱

河北省沧南监狱

河北省上板城监狱 河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5、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监狱 天津市河西监狱 天津市杨柳青监狱

天津市梨园监狱 天津市李港监狱 天津市港北监狱

6、内蒙古监狱管理局

内蒙古第一监狱 内蒙古第二监狱 内蒙古第三监狱

内蒙古第四监狱 内蒙古赤峰监狱 内蒙古保安沼监狱

内蒙古未成年犯管教所 内蒙古女子监狱

内蒙古萨拉齐监狱 内蒙古扎兰屯监狱

内蒙古乌兰监狱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监狱

内蒙古伊金霍洛监狱 内蒙古通辽市监狱 "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监狱 .;

哈尔滨监狱 哈尔滨新建监狱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黑龙江省新肇监狱 黑龙江省泰来监狱 黑龙江省革志监狱

黑龙江省哈达岗监狱 黑龙江省铁西监狱 黑龙江省六三监狱

黑龙江省老莱监狱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黑龙江省永丰监狱 黑龙江省香兰监狱 黑龙江省莲江口监狱

黑龙江省笔架山监狱 黑龙江省松滨监狱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

黑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8、吉林省监狱管理局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

吉林省四平监狱 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 吉林省女子监狱 吉林省吉林监狱

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 吉林省长春监狱 吉林省梅河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监狱 吉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9、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辽宁省沈阳监狱管理分局 辽宁省锦州监狱 辽宁省抚顺监狱

辽宁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 辽宁省女子监狱 辽宁省铁岭监狱 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 辽宁省沈阳第二监狱 辽宁省沈阳第三监狱 '

辽宁省沈阳第四监狱 辽宁省沈阳第五监狱 辽宁省凌源第一监狱 辽宁省凌源第二监狱 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

辽宁省凌源第四监狱 辽宁省凌源第五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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