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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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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一

关于“安乐死”

近日报道了一个关干“安乐死”的案件:重庆开县有位长期瘫痪在床又不想拖累家人的曾婆婆,年近八旬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七十六岁的宋某深表同情,经她多次请求,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抢救无效身亡;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宋某表示不上诉。

“安乐死”是否道德、应否合法化,是一个有关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而困扰世人的大问题。虽说古今中外都存在,其发生的背景和处理模式却大不相同。200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的影片《深海长眠》,就是专门探讨“安乐死”的。影片根据西班牙人雷蒙?桑佩德罗的真实故事改编,雷蒙为了争取结束自己生命的庄严权利而斗争了三十年。片中的轮船机械师雷蒙意外损伤了颈部,导致高位截瘫,长期卧病在床,生活完全依靠家人照顾,他坚持认为最爱他的人应该帮助他结束生命,而单身母亲罗萨出于对他的挚爱,违心地帮助他服下毒药。显然,编导不认为罗萨有罪。

而存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许多民族有过听任甚至逼迫老人死亡的习俗。日本影片《?山节考》讲的就是明治维新前,日本山村遗弃年满七十岁老人的野蛮风俗。正因为生存资源贫乏,老有所养不易,孟子才在他的仁政理想国中特别提到老人赡养问题。

考诸当下的中国,既有《深海长眠》中提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和生命自主权的问题,也有类似《?山节考》那种生存艰难而不得不然的问题。因此我们讨论“安乐死”,绝不能忽视中国当下的背景。

据我所知,现在年高罹病的老人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种是不得不活,为别人痛苦地或无知觉地活着;一种是不得不死,家人已受严重拖累或害怕家人被拖累。 关于前一利-情况,比如,巴金老人在逝世前几年尚清醒时曾多次对记者表示,自己靠那么多管子维持的生命,已毫无意义,希望能早日拔管让他解脱。这种愿望其实很好理解,了无牛趣,就会觉得花钱维持自己的生命于人于己都是荒谬的。做子女的自然也有不同的心思。如果老人治病用的是国家的“无限额支票”,甚至护工也是公家请的,老人多活一天就多一天人脉,对子女只是有益无损。还有的,如我在一封小学生来信中读到的,他舅舅和舅妈都下岗了,就靠他姥爷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过日予呢,生怕病恹恹的姥爷死去。这样的老人就得为了别人硬撑着。

后一种不得不死的情况更多。我的大姐、大姐夫都七十多岁了,还在风里雨里种田;我的二姐、二姐夫六十多岁了,还要种十多亩棉田和稻田。小病都挺着,我不敢想象他们若有大病怎么办,若卧病在床又会是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有个“三农”学者做过一项调查,现在很多农村老人一旦生病,就会喝农药自杀,以致成了见怪不怪的习俗。我老家村里就是这样,我八十四岁的老母亲也说她天天打针“活得不愿了”,让我们给她农药算了。而再庆青年为给母亲筹医药费而在广州劫持女人质的事,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例子。我们关注富士康的青年自杀,可曾想过有更大比例的老人自杀?

讨论“安乐死”问题,除了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权和伦理原则,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的特色和背景。这就是,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巨大,有人享有公费无限额开支特权,有人连最基本的医保也不能兑现;有人不仅可养老还可养少,有人至死方休。因外出打工、计划生育等因素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已不复存在,而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机制则形成缓慢。我们要关注“不得不活”的问题,更应关注因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缺乏而“不得不死”的问题。

曾婆婆是什么身份,是否是城鞋的有养老金的退休干部或工人而寄住在乡村二儿子家,报道没有说;是她的儿子媳妇起诉宋某,还是公诉,也不得而知。我只清楚,曾婆婆是摔跤而不是中风瘫痪,她请人买毒药且拒绝医生抢救,表明神志清醒。我很想弄清她不愿拖累子女的细致缘由。我觉得她与影片中雷蒙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二

关于安乐死的论文

中国有关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立法理论与实践》有关立法个人探索小结

一、 问题产生

2007年,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动,因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29岁女青年李燕,被病魔痛不欲生而又看不到治愈的希望。无法忍受的她想要以死来获得解脱。然而安乐死至今仍不能被我国法律允许。绝望中的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由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这样活下去……”这是一句闻者动容的悲怆话语,也是一个当下得不到我国法律允许的要求。

梳理更多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类似“安乐死”相关事件远非孤例。 2015年1月25日,一则有关安乐死的新闻再次牵动了大家的目光:安徽霍邱的一个一岁男孩,严重脑损伤,除眼睛能动之外,全身无法活动,也不能张嘴说话,全靠吸氧维持呼吸,父母看着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但是,再大的痛苦,再毅然的决绝,却仍不能突破法律的“禁区”——这一做法与我国法律相悖。

二、 中国立法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胡美亚,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立法实施安乐死的议案,言简意赅地指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是中国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的有

关安乐死的议案。

-----1994年10月,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关注。

-----2002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田世宜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的提案。在该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

-----在2003年举行的全国“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公开提出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当前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在中国仍属于空白,虽多次有人大上交提案,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却始终未开始着手进行研究。而参考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安乐死不被我国允许。

其中,《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 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同时宪法也提到了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 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

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 安乐死在他国立法与产生问题

对比全世界,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的部分地方州政府分别立法支持“安乐死”,且经过司法实践证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世界各国对其争议也持续不断。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2001年11月2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安乐死在荷兰开始拥有“合法身份”,荷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在荷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当时,由于多种原因,医生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只能秘密进行,但社会和法律对此相当宽容。同时荷兰也对安乐死进行了严苛的审核条件:

一是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二是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正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三是向患者如实通报其病情及以后的发展情况;四是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五是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六是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七是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 同时,上述条件仅适用于成年患者。荷兰法律对未成年患者实施安乐死则增加了附加条件:16到18岁的未成年患者,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做出决定。

比利时是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依据判决逐步形成了安乐死判例法,但也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

虽然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争议及反对声都持续不断。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做了一个实验,将安乐死立法的益处、弊端都展现得清清楚楚。安乐死在荷兰等国家的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说明安乐死在人类社会是有存在合理性的。

四、安乐死在我国立法的讨论与建议

安乐死在诞生之初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伦理等范畴引发了数之不清的争论。当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决定自身是否要生存时,这项权利就很可能被别人滥用。

例如在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发展。

滥用安乐死,会造成非正常的死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荷兰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的法则来约束。即使这样,仍产生了不少问题。仅2010年度,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就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

而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

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而在我国,这些问题都值得被好好的商讨。同时,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和比利时都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稳定、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生活,因病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和比利时相差甚远。

荷兰人在选择安乐死时,他的唯一动机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而在我们多数人还“缺医少药”的中国,想提前结束生命的病人们,他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天价医疗费用无从承受,病入沉疴后无人照料。 以2007年曾发起“安乐死”提案的绝症女孩李燕为例,她希望在父母去世后就让自己安乐死,原因是“不想以后父母不在了,跟着哥嫂生活,更不想到孤儿院或是福利院去生活,因为离开了父母我就是离开了天堂,生不如死”。对于大部分中国绝症病人来说,他们连被插管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而是回到家里默默忍受病痛最后的折磨。

一旦没有充分健全的全民医疗制度,安乐死就缺少了真正的社会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三

关于安乐死的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浅议

【摘要】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可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本文从伦理价值及中国现状对安乐死的可行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立法

“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其本质是重病患者在不可挽回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其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使不可逆转地趋向死亡的患者从痛苦状态向安乐状态转化。使不但生要生得好,而且死要死得好 实施安乐死,“也就是要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推进到死亡过程这一领域,克服对待死亡上的愚昧观念和愚昧行为,以‘科学的死’,代替‘愚昧的死’”[2]。

1安乐死:世界关注的话题

随着医学的进程,人类对“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l7世纪,弗兰西斯· 培根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2O世纪3O年代,欧美许多国家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安乐死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甚至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只是由于德国纳粹人介入,盗用安乐死名义,屠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使得安乐死声名狼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O~7O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化,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的实践意义日益突出,安乐死又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安乐死不仅涉及伦理、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对人生、生活、死亡的看法和理解,而且也引发出一系列法律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对安乐死仍褒贬不一。支持安乐死的人看重生命存在的内容、方式,重视安乐死的权利,认为安乐死一是可以减轻重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们更人道;二是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三是可以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安乐死不仅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而且还可能被滥用,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但总的说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赞成安乐死的人的比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但是否要制定安乐死法予以保护,不少国家还是审慎的。因为,在没有法律认可的前提下,用安乐死停止人的生命,有关医生和病人家属会不会导致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地位,为防止滥用,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出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2O世纪7O年代以来,安乐死先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1976年,美、英、日、荷等国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安乐死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要求尊重“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1980年,成立了“国际死亡权利协会联合会”。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是迄今为止在安乐死方面最为自由开放的举措。可见,尽管安乐死问题步履维艰,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1]

2安乐死的面临的伦理困惑

安乐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重视来世彼岸的幸福。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摩鲁士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休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甚至提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杀。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1938~1942年,由于纳粹的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死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提出了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立法运动也得以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是世界上主动安乐死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国家,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5, 6]。而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先进的论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也”。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该接受安乐死的时候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首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然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 “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出于孝亲、亲情,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7]。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则否。如果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无可挽救、苟延残喘的绝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是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与效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医德是救死扶伤,对于垂危病人,不管其情况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职尽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对生活数量的要求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医学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地照顾临终病人的一仗”。 [8][3][4]

3安乐死的伦理价值

安乐死符合生命自主原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自我决定能力)意识不断加强。生命自主原则作为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并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原则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突出表现为充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 “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 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病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做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为。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的共识和医疗实践中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作为病人自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病人做出决定的前提,没有知情同意,也就没有选择和决定的可能,也就难以自主。《执业医师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情况及预后有知悉权或了解的权利。病人自主权和知情权也是体现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在安乐死的实践中,表现为尊重濒临死亡患者选择尊严死亡状态的权利。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极大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病人,同样具有选择以安乐方式死亡或使自己的死亡状态安乐化的权利,这是其自主权的体现[10, 11][9]。{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4安乐死伦理价值的保障

主张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律不能将他们纳入可以允许安乐死的人群之中。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上人人平等,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譬如贫穷)而给予任何人任何歧视。否则,在法理上就会讲不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方法是靠发展生产力。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社会医疗保障法,通过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平稳运作和健康发展。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扩大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扩大医疗保险基金规模[12]。在社会医疗保障法中,应明确医保基金的筹集方法、渠道、管理,基本医保的范畴与水平,对涉及特殊群体的医疗救。

5 安乐死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探讨

在我国,安乐死以隐秘或者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且社会各界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应然与实然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对于安乐死问题,必须在条件具备达到应然程度时,才能为其立法加以规范。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目前从社会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我国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和完备,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诸多问题[13]。

首先,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法制状况不完善首先,从我国目前的法制状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况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实际上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是相悖的。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生命自决权作出规定。对于生存权,通过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将安乐死权写入宪法,从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看,虽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本质上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安乐死行为从客现角度来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外,占社会大多教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剑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的绝症患者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原因而自愿放弃治疗,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成为决定人们生存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

再者,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安乐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其伦理、文化背景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它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要理解和接受这种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桕悖反的新观念,存在较大障碍,也面临重重阻力[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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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艳杰. 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哲学反思[J]. 中外医学研究, 2009,7(7):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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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翁建平. 安乐死立法移植我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7,20(1):37-39, 75.

[13] 刘伟键.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和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J]. 中外健康文摘, 2008,""(24):6-9.

[14] 刘伟键.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和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J]. 中外健康文摘, 2008,""(24):6-9.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四

关于安乐死的调查问卷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五

有关安乐死问题探讨

有关安乐死问题探讨

[内容摘要] 生死乃人生一大问题,人有生就有死,死对芸芸众生是必然和平等的。但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遭遇,一般而言人是不可预约的。安乐死则是打破了这种常规,使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但是各国在对待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时却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在我们遭遇不可痊愈的疾病和遭遇无法忍受的痛苦时,我们是否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死亡呢?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安乐死的概念、发展历程,接着讨论了生命权的归属问题,从而为安乐死的合理性立下基础,最后从各个角度对安乐死的合法化和非犯罪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安乐死 生命权 合法化 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概述

(一)安乐死的含义

上帝创造了人,给了人生的权利,却也在应当的时候收回了人的生命。人在遭遇不可痊愈的疾病和无法忍受的痛苦时,是选择有尊严的死亡还是继续忍受非人的痛苦呢?我们是否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呢?目前对安乐死的争议很大,而且各国在对待安乐死的问题上虽然都很慎重,但有些国家已经先人一步,在立法上给予安乐死以合法地位,如荷兰。在面对这样一个存在很多争议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给安乐死一个基本含义,明确安乐死的伦理和法律界定。

安乐死,又称安死术,英文为“euthanasia ",该词来自于希腊语“euthanatos ", "eu-”即 "good”之意,"thanatos”取“death”之意,合起来即“a good death",故其本意是指“好死”或“善终”,也即无痛苦的死亡,“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对于什么是安乐死死亡,《韦伯新国际词典》定义,安乐死是“使病人脱离不治之症的无痛致死的行为”。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定义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牛津词典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1]在中国,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2]

然而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该概念对安乐死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准确,因而导致安乐死被人们误解并引起广泛的争议。而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和科学化,他们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3]

“安乐死,又称无痛苦死亡。”安乐死,“又称按死术,指在伤病患者极端痛苦的条件下,应患者的请求结束生命的行为。”[4]

“当今安乐死一词常常有以下含义:(1)根据垂死患者的要求,停止无望的救治,听任其死亡,以结束患者的痛苦;(2)根据垂死患者的要求,用仁慈的方法帮助其死亡,以结束患者的痛苦;(3)在垂死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请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以上三种被人依次概括为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5]

作为概括性的论述,《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分册中对安乐死进行了权威性 的界定,即:对于现代医术无可挽救的、临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 委托的前提下,为减轻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一种死亡方式。

从以上定义分析,我认为安乐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安乐死”的对象应仅限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且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没有救治的可能;二是必须是病人自愿真实地提出安乐死主张;三是安乐死的实施者只能是医生;四是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后果是终止病人的生命。

(二)安乐死的分类

关于安乐死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多种分类。

1、由于安乐死含义较广,当代有的西方伦理学者提出可以把安乐死分为狭义的安乐死和广义的安乐死。广义的安乐死,意旨针对无价值或有缺陷的生命而采取积极主动或消极放任的方式来结束其生命。其对象包括:有先天严重缺陷的婴儿、濒临死亡而又极端痛苦的伤病人、严重精神病患者和植物人。狭义的安乐

死观认为,安乐死只能是当事人自愿的,因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的肉体、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弃治疗或采取某种医学措施来加速死亡进程,死亡过程必须是无痛苦的、保持人的尊严的。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还有中义的含义,即安乐死意旨针对濒临死亡而又极端痛苦的病人采取的消极或积极的方式来终止其生命。[6]

2、安乐死,根据其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积极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消极安乐死)。[7] 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方式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给予治疗或撤除其生命维持系统和医疗措施,而听任死亡。

3、安乐死,根据病人的不同意愿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就是根据病人的意愿或者得到病人同意而实施的致死行为。这是一种基于本人的意愿的处置行为。非自愿安乐死是没有得到病人的同意而实施的致死行为,即基于他人(一般为亲友)意志的处置行为,其对象主要是无法矫治的畸形儿,或者神志昏迷不可逆转性脑损伤病人,如植物人。

4、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分为:意识清楚、濒临死亡、具有不堪忍受的肉体痛苦的安乐死(垂危病人的安乐死)和意识不清、非濒临死亡、需要特殊治疗维持生命的安乐死(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历史沿革

有人认为,早在史前时代就有过安乐死的实践。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

[8]苦和部落的负担。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可以随意处置有缺陷的儿童,

病人也能自主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寻求他人的帮助来结束生命。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能说是安乐死,至少与今天所说的安乐死相去甚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的痛苦是不合伦理的,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可以自行结束生命。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神圣目的,安乐死是医学技术的重要领域”。他把长寿与安乐死协调起来,使长寿摆脱年老体衰,使临终摆脱痛苦。他多次提出“无痛致死术”,认为解除痛苦的方法可以包括终止临终医护以及医生采取措施加速死亡。

一般认为,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时安乐死被看作一种减轻患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并逐步用于临床实践。20世纪30年代起,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学者提倡安乐死,1935年,英国率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 当时参加的主要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发起和组织活动,谋求安乐死在法律上的合法化。他们向上院曾提出过法案,要求在严格的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术,但是此立法建议未获通过。此后,美国、法国、丹麦、挪威等国也相继相继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旨在使安乐死合法化。正当安乐死沿着平稳的轨道向前发展之时,但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故意混淆安乐死的概念,借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数百万人,并最终使安乐死 演变成为种族灭绝的惨无人道的手段,致使安乐死声名狼藉,安乐死运动及其立法沉默了许多年。[9]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关心 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环节—死亡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安乐死问题又被 重新提出,安乐死立法运动也随之兴起。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基金 协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法案,但被否决。20世纪60年代末至70 年代前期,美国40个州都曾辩论过确立安乐死的法案,均未通过,但截至1985 年,在美国己多达3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了死亡前生效遗 嘱的法令,病人有权对自己以后的治疗做出书面指示的法律开始生效。1974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组织,1976年以后在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都先后成立了安乐死协会,并制定宣言,公开宣称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主宰权。同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首届安乐死国际会议,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该宣言将死亡提到与生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来讨论,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生的意义”和“尊严的死”的权利,这标志着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欧美各国所成立的“安乐死协会”一类的组织,正日益推动着安乐死事业包括安乐死立法的发展。{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通过法律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曾在本世纪70年代对安乐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84年荷兰最高法院宣布,在极其严格的定义下,自愿安乐死将被接受,并在1994年进行了修正,从而确立了对实施安

乐死的医生免除法律指控的法律地位。法律规定安乐死是由别人根据患者要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这样,安乐死就被限制在主动自愿的范围内,大大减少了以安乐死的名义,施行犯罪的机率。

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让世人瞩目,被称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国家”,一时间安乐死又成了我国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情况也表明,我国社会对安乐死已经表现出一种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但我国的立法,起劲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是情形在现实中是较为普通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理论界尚未注意到安乐死案件。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引起极大关注,该案成为当时各界议论的热点。[10]

三、安乐死的合法化和非犯罪化

安乐死是一种有尊严的死亡,它缩短了死亡的过程,减少了死亡的痛苦,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死亡这一生命过程应有的尊严。所以,笔者认为安乐死不应当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无论是从伦理角度、法律角度、社会经济角度,安乐死的合法化和非犯罪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下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安乐死的合法化和非犯罪化趋势。

(一)生命权的归属:属于个人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是安全不受任何非法侵害是法律的基本职责。但在这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的生命究竟属于谁?现代社会,对生命权的归属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观点认为,生命权属于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第二种观点认为,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的人共有。第三种观点认为,生命权完全归个人所有,李大钊曾说:“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内,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观点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国家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出

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篇六

浅谈安乐死

浅谈对安乐死立法的构想

【摘要】:目前,安乐死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即停止治疗,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安乐死,这不仅对患者造成了痛苦与折磨,还对社会和亲属造成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因此对于要求安乐死的人应予认可,法律上应予支持。现代文明社会要求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是否违法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安乐死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被悄悄地执行。立法的空白使得司法机关对这种事情采取了不告不理的态度。本文从法的规范功能浅谈安乐死立法 ,并对立法的框架做了构想 ,浅析了立法中的各个难点及构成元素的一些建议。立法虽有难度但行为必须得到规范 ,应尽快要使人们有法可依。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 浅谈 构想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一是经现代医学确诊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二是处于不堪忍受的肉体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濒临死亡。三是那些精神崩溃者,其精神处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还是医学方法都无法使其摆脱痛苦的人;四是安乐死还适用于患有严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

(二)适用安乐死的条件

为防止被借安乐死之名行违法犯罪(故意杀人)之实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须明确规定适用安乐死的条件。一是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期,此类确诊要由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来担任会诊医师;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精神崩溃患者应是其在清醒条件下,且由相当一级的心理医生的确诊;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必须有本人的真实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则可由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或委托;四是医院医师或心理医生必须于病人患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纷存在的应适用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五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

(三)实施安乐死的方法

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苦的,尽可能表达安乐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发生痛苦症状的药物,并且所用药物能在最短时间内发挥作用,让人无痛苦的死去,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使用麻醉药品使病人脱离痛苦并安乐死去。对此严禁适用暴力致死的手段。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对实行的方法,选用的药物及剂量等,应在法规上明确予以规定。

(四)实行安乐死的程序

首先是请求程序:对重病患者须要患者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请求申请,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对精神患者应人其本人出具申请;对恶性传染病患者应有其本人请求和家属同意共同出备;其次是审查程序:要有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

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对精神病患者由相当一级心理医生进行评估会诊,再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具体适用程序表现在:1、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3]。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违反安乐死法的刑事责任

事实上我国刑法不是将安乐死视为谋杀而是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

而又酷似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视为谋杀。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民对安乐死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与恐惧。对于无意愿安乐死中的被动无意愿安乐死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避免了定罪。{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然而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进行科学调节的安乐死与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呢?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处于人道和善意。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一位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去安乐死做出要求或承

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做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是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做出评价。笔者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即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做斗争,实际上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做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应该的。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是由、违法阻却是由而影响犯罪成立。笔者认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有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正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安乐死的观念向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念发起了挑战,促使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死亡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发展,人们选择的权利会越来越大,人们在 更加理智地思考死亡的同时,会更加珍惜宝贵的生命,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

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由于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故本文认为“安乐死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基本上应为刑事责任,当然可以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根据有关民事法律规范提起民事诉讼。本文没有提出新的罪名,而是比照现行刑法已有的罪名设定犯罪行为,至于刑罚即同于现行刑法的规定,故不再写出。(1)劝说、鼓动、逼迫病人选择安乐死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2)医师接受授权是出于对不正当精神利益动机或以牟利为目的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3)医师诊断失误、结论错误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与安乐死有关的名人名言}.

(4)医师设计的安乐死实施计划使病人未能安乐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若不能证明自己确属过失的,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5)公证人员作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从重处罚。

(6)公证人员不认真进行公证工作,以致证明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7)干扰、妨碍公证活动,情节严重的,以妨害作证罪论处。

(8)阻碍、干扰安乐死正常实施,致使病人未能安乐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论处,从重处罚;未造成前述后果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9)法院工作人员违反程序要求、非法操作,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滥用职权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论故意伤害罪处,从重处罚;

(10)法院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从重处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玩忽职守罪论处,从重处罚。

(11)法院工作人员毁灭、伪造安乐死案卷材料的,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从重处罚。

(12)未经病人本人、病人亲属、朋友的同意,医师、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等不得公开和或透露与实施安乐死相关的信息。病人及其亲属、朋友可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我认为,人权不仅包括一个人拥有生命权,而且也应包括拥有在一定条件下选择死亡的权利。如果无条件地剥夺人的这种权利,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践踏人权的表现。我国现实生活中安乐死大量存在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告诉我们:法律不能一味地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这样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明智的做法是立法机关尽快将安乐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尽快制订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安乐死法,对安乐死现象加以规范

总之,我们要认真对待这病人的最后的权利,认真对待安乐死!让我们记住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话吧:“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何况安乐死合法化已是前人做过的事-笔者插话),我们就会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事情将继续前进。” [5]

据《青年报》2006年03月10 日第三版报道,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提出了建立“安乐死”合法化试点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也提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人心所向。这些话题再次将安乐死这个复杂的难题摆上

中国的立法平台。

从法理上分析,生命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应当包括对生命的自决权和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两方面内容。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对生和死的自由选择都应是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利神圣的时代,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时间和死亡方式的权利,不仅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立法的终极意图。当垂危者面对极其低劣的生存意义与保持生命尊严的选择时,赋予其选择“优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赋予垂危不治病人以“死亡自决”的权利,这是立法尊重生命自由权的体现。

[6]

注释:

[1]《民法》,魏震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P644

[2]《东方论坛》,冯国荣主编, 2003年第四期

[3]《江西教育学院学报》[J].肖良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4]《上海大学学报》[J] 李惠.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

[5]《法律的训戒》,[英]丹宁,法律出版社,扉页

[6]《青年报》,作者:傅达林 ,2006-03-10 第三版

2 陈鹏悦;“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初探[D];吉林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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